一个月后，1949年1月27日，农历腊月二十九，太平轮是年关前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船。有效船票仅508张，乘客却挤上了1000多人；加上南北杂货、各政府机关报表文件、中央银行重要卷宗、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、国民党党史资料、往来商贾账册⋯⋯随着在舟山群岛附近白节山海域，与自基隆驶来、满载木材与煤炭的建元轮相撞，一夕之间长眠海底，仅40余人获救生还。这份罹难者名单有太多我们熟悉的名字：“山西省主席”邱仰睿一家，“辽宁省主席”徐箴一家，蒋经国留俄同窗好友俞季虞，“总统府机要室主任”毛庆祥之子，“翡翠巨子”永宝斋老板常子春十一位家人和全部家产，袁世凯之孙袁家艺，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，“琼崖守备司令部中将司令”王毅，“监察院监察委员”邱仰浚一家，《东南日报》社长陆淑影，《时与潮》杂志总编辑邓莲溪，香港已故女首富龚如心之父，美籍华裔“神探”李昌钰之父李浩民⋯⋯多为全家蒙难或仅余孤儿寡母，报章杂志均以“世纪大惨案”、“东方泰坦尼克”来形容。
“还好没坐那班船，我才能坐在这里。”张典婉在母亲对老上海和太平轮的回忆中长大。但除了这些片段——挤满了人飘散着晕吐秽物气味的船舱、舍不得丢弃的两只狗、摇晃的船身、未曾谋面的台湾和晦暗不明的前景，以及整整两夜无眠——她并不真正了解那一夜在那艘船上发生了什么。海难发生正值时局最为动荡之际，台湾岛内并未留下许多一手史料，当事人家属亦视之为好容易结了痂的情感断裂不愿提及，知悉的人越来越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