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花软呢大衣、针织衫、牛仔裤均属 GXG
“有才华的人才值得傲娇”
那时他的心态很糟，经济状况更糟，还不起房贷，他就把房子卖了。“卖房简直是我家的传统，只要遇到问题就卖，破釜沉舟。”前一回是爸爸为了送他出国留学，“读书太差，我不往心里去，但我爸在乎。”那份压力也促成了他唯一认真读书的时光，“课余就去打工，赚第二年的学费，什么都学会了。”那时他买一包小排要冻在冰箱里撑两个星期，方便面才是主食。
国外学习酒店管理的这一段插曲，倒是为他做生意奠定了理论基础。他的第一家火锅店算是成功，“若那也没成，我现在可能就去酒吧唱歌了。人总要生活。”他有他的执拗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放不下艺人的光环——他怕自己变成自己鄙视的那种“又挫又low的人”。“所以我要比别人更用心。也许名气能吸引来第一拨人，但要是又没特色又low，别人会嘲讽说，‘不就是薛之谦开的嘛’。”去过火锅店的人多半会被蓝色的主色调吓一跳，蓝色是餐饮界的大忌，许多人劝过他，“我就是要把火锅店装修得像夜店一样。我认定的事情，劝没用。”
后来他又开始做男装。“我一直喜欢Rick Owens那种暗黑风格，做一个潮牌也是我的小心愿，不是随便玩玩的那种，我从来没轻视过任何一个细节。说到底，我做的始终还是心里喜欢的事情。”他不喜欢和人掰扯，也不轻易和人合作，但他绝对讲原则。他碰上过许多“滑来滑去”的人，吃过亏，又因为仗义结交了不少朋友。“我会让对方感觉到，我是真诚地想要和你合作，一起把事情做大，钱多钱少，只要不是差太多，我不会特别计较。”有人看重他的艺人光环，但红不红是一回事，挂羊头卖狗肉是另一回事。“很多人提议，你挂个脸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分红时给你20%，我从来不干。我不想被人轻易踢出局，但也不想多占人一分钱便宜。”
火锅店第一个月赚来了20万，他用其中的17万去电台买了两个广告位，宣传自己的歌。但事隔多年，自己还有没有才华？他不确定，“在那种落魄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歌，你自己的判断其实是麻木的。”他把作品拿给周围的人听，好坏与否，莫衷一是。“后来才意识到，很多人根本不懂音乐的好坏。在他们看来，我就是个过气的、没有才华的人。连我都怀疑我自己。”2013年他发行了专辑《意外》，在互联网免费发布。那张专辑最终被海蝶唱片签下，并让他拿下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。“它真的让我有了一点起色。哎唷，我坚持了7年，辛苦了一点，但没错。”他的自信慢慢回来，“写词曲时落笔都不慌了，就觉得，我是对的，我相信自己的直觉。”
即使在状态最差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动摇过有关“好”的标准。他用了一大串“特别特别特别”来形容自己对中文歌词的热爱，“我从小就听很多歌，听到好的就会特别兴奋。小时候听《水手》觉得郑智化写得很感人，听《梦醒了》就想，为什么可以有人写出这样的歌？”他买来张信哲、张学友的磁带，一个字一个字研究歌词，学习遣词造句，“你会变得敏锐，会有灵光一现，你知道这个旋律的走向配这个字会很舒服，这个点按下去感情会很真诚。我对它们了如指掌，出手就不会太糟。”
《认真的雪》、《王子归来》、《黄色枫叶》等算是他的初级作品，“但在那个年代真的不算差。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有天赋的，一路受打击，一路还是写。”他最欣赏的中文词人是黄伟文，“有人说你不要把词写得太深，你要考虑大众。我不认同。黄伟文不会管你是不是看得懂，这就是他的表达方式，要不跟着他走，要不就别听。”有人说那是傲娇，他觉得“傲娇”是种权利，“有才华的人才会傲娇。”
“我这个人，很要脸”
薛之谦按照自己重视的程度给工作排了序：唱歌，段子，做生意，最后是综艺。
2016年仅上半年他就上了15档综艺节目，5档是固定嘉宾，每个节目里他还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。他说自己“有表演欲，不红不行”，“贱到爆，我都控制不住自己”，但镜头前的薛之谦更多是为节目效果，“别人需要你这样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”
“综艺节目是我不得不去干的，我必须让大家注意到我。这属于耍贱，但再急功近利，再low再浮夸，再言过其实……都不重要。我一首歌就能把你们带回来，有那个在，我不会倒下。”
于是问他，觉得自己真的算“红”了吗？他认真地想了一下，“红。但红一定要红在别人的心里，像黄伟文、姬赓、袁惟仁这些词人，哪怕有天他们再落魄，在我心里都是神。”
从两条狗和幼儿园的系列故事开始，薛之谦的段子在微博上持续走红。这不仅让他的浏览量和转发量猛增，也给了他自信，“不是一点点，是超级多的自信。”一次某品牌问他愿不愿意发广告，他说好，又不想让那个广告泯灭众生，便试着把广告融入段子中。让他颇为得意的是，效果奇佳，到现在，明知道他的段子最后多半会拐去广告，可写得那么好笑又那么走心，读者照样追得喜闻乐见。这渐渐成了他主要营收渠道之一。经济自由更像是一种“曲线救国”的方式，“你知道幕前幕后最大的分别是什么？就是赚的钱多和钱少。我所有幕后的努力，都是为了让自己冲到幕前去。”
他喜欢靠真本事做事的人，比如二手玫瑰，万能青年旅店，还有宋冬野和李荣浩，“现在往往一百首歌听起来像同一首歌，根本记不住。要用心去写，不要赚快钱，不要走歪门邪道——不要找任何借口，作品出不来，就是它还不够好。”他发片从来不忌讳和大牌“撞日”，“打赢了我光彩，打输了我一样光荣。但你等着，下一首我就超过你。”
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，低于93分的作品，不能发，95 分是基准线，“我不想敷衍观众。”为生存他可以没有底线，但“音乐”这件事，谁都不可以碰，也不能用任何方式收买他。创作的时候他会发飙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细节大吵，吵完了，大家碰一杯酒，实在高兴，甚至可以来个舌吻。
他不认为自己有改变时代的能力，但至少可以要求自己不丢人现眼，“我这个人，很要脸。”他有个规矩，演出至少提前三天告知，他需要练嗓，“我受过伤，咽喉炎很严重，有两三年开不了口，慢慢调整回来，还是需要时间才能练稳。”不久前他筹办了一场免费音乐会，到最后，一大半的票却到了黄牛手里，这让他非常生气。“我把录完的歌放到各个平台，你们怎么发都可以。我不向你们收费，但你们也不准向别人收费。”他怕那些攒了钱去买高价黄牛票的听众失望，“你们喜欢我的歌我就很高兴，千万别喜欢我这个人。”
他知道自己表里不一的矛盾：看不惯世俗，内心又清高，渴望别人战胜自己，又希望真正一往无敌。“我不是个一意孤行的人，也不会和时代对着干。说难听点，我就是个文艺装逼犯。”在命运的起伏线上走过一遭，他自觉心态比实际年龄要成熟许多。“做生意时看过的那些脸面，娱乐圈里从落寞到起来看过的那些脸面，我都记在心里，不是记仇，但社会在我的心里被分得很细，你不要轻易来骗我，都是套路。”
人生用粗粝磨出他对理想更深层的温柔，用残酷赋予他愈挫愈勇的诚恳。有时走进一家店，没有人认出这个戴着帽子口罩的人就是薛之谦，而店里恰好在播他的歌，他就躲在角落里听，默然而喜悦。“最初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，其实到最后世界还是公平的。时间会淘汰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。”
